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，北医三院太平间外的一间花店里会出现一个个牛皮信封。放下信封的人，有的会说是给医院宋队的，也有的不说话，放下东西就转身离开。花店老板从来也不会拆开信封，凭手感觉得信封里装的是钱，可能是2000，也可能更多。

　　一天或者几天后，就会有个大个子来将信封一并取走，他有时会穿着保安的制服，进来时总说一句“我来取宋队的东西”。

　　花店老板曾经对这件奇怪的事情不满，打电话给“宋队”，要求“别往店里存东西了”，但被警告“别事儿X，这些都跟你没关系，晚上就叫人拿走”。

　　这一个每月例行的隐秘交易，一直持续到了2018年9月，“宋队”宋伟和“大个子”张喜昆双双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羁押。而这样类似黑帮电影的情节，也记录到他们的判决书中。

　　宋伟和张喜昆，是北医三院的的两个保安队长，每月工资6000元左右，扣除社保后到手4500元。向他们送钱的是“号贩子”，也就是医院挂号处倒卖门诊号的“黄牛”，每个月送1000到3000的保护费，可保平安，不送则会被抓、被驱赶。

　　判决书显示，2014年3月至2018年9月期间，宋伟和张喜昆共计收取保护费42.2万余元，平均每人每月4000元左右，有的月份仅仅其中5个号贩子就送出15000元。

　　医院系统内，和黄牛合作的不仅仅有保安。另一份判决书显示，空军总医院门诊部办公室职员田飞，利用其负责预约挂号工作、掌控特殊专家预约号的职务便利，为黄牛提供帮助，一年半时间，收取好处费56万元。

　　黄牛是医疗资源供求不平衡和价格错配的产物，在北京尤其极端。2016年两会时，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表示，每天来北京看病的外地人达13万，“这还不包括随同人员”。

　　也是在2016年，一段“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”的视频在微博刷屏：一白衣女子在医院大厅声嘶力竭地怒斥黄牛将300元的挂号炒到4500元，医院与黄牛里应外合，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，都没挂到号。

　　她在视频中向周边的人高喊：“票贩子把他们的人全排在前面，我们后边真正的老百姓不敢吱声，保安去哪儿了？”

　　由于到北京看病的人很多，所以很多医院、特别是知名大三甲的专家号都需要提前一天晚上倒挂号处通宵排队，维持秩序的保安就非常重要。

　　凌晨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诊楼外，折叠小板凳、装着水的塑料瓶、塞满杂物的布袋，组成了一列特殊的替身排队队伍。 这个“替身”队伍的旁边，有人席地而坐，有人垫着报纸、卷着凉席和衣而卧，既有患者和家属，也有黄牛。 凌晨零点左右，从医院里走出两名保安。保安沿着“长队”询问每个排队“替身”的所有者，熟睡的人纷纷醒了过来认领。 到了40号这儿，老耿响亮地答道：“拴红带子的瓶子是我的。”保安听到后点了点头，继续寻找排在后面的患者。 排在第53位的是一个红色的塑料桶，因为几次询问没有人认领，被保安一脚踢到了队伍外面。

　　2010年，一位自称“北医三院小保安”的网友在博客记下了这个过程。按他的描述，头天晚上排队，是从门诊楼大门开始，沿着楼梯绕墙依次排下去，一直排到大门外马路边上。一般都用个水瓶啊、袋子啊、凳子啊放在那儿，表示有一个人。为了保证秩序，保安每天晚上八九点登记前三十人的姓名，第二天早上进挂号室的时候，按名字依次进入，就少了很多纠纷。

　　号贩子是这样操作的：傍晚时放四五个凳子，这样不管患者多早来排队，都占不了第一的位置。而晚上登记的时候，虽然只有四五个凳子，却会冒出来十几个人。

　　第二天早上进挂号室以前，号贩子团伙会在院里搭讪患者，喊着“要号吗？专家号！”卖位置。“给100块钱，他就给你他们那十几个人里面去。”

　　这样几次操作后，很有可能“不管你来多早，最后挂号的时候前面永远有30多号人，这些人都是号贩子团伙或者号贩子团伙卖的位置”。如果刚好只有30个专家号，那么患者就很有可能挂不到了。